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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经济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将这种“争执”进行了各种归类，比如商业道路与市场列宁主义之争、精英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争等等。不过，阿里吉觉得这些说法统统没击中要害。于是他自己给这种争执作出了定义———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之争。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马克思对斯密的理念是有所承接的。比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和“劳动分工说”，都直接来自斯密。在学术传承意义上，其实两人原是一家。但斯密和马克思，也恰恰是被后世学者们“引用最多而被阅读最少”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对于二人的思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从来都是因地制宜，各取所需。这本来不是件坏事，但当我们在有计划有选择地吸收了马克思和斯密的思想以后，对于二者剩下的部分该作何处理，是不是也需要予以足够的认识？ 遗憾的是，对于阿里吉在书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法理直气壮地作出肯定回答。尽管在我们当中鼓吹自由贸易和所谓市场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们越来越多，但斯密说话的前提和语境却被我们忽略得一干二净。至少在阿里吉看来，在一个连基本的法制都不完善的社会引入斯密主义，并在一个信奉“无利不起早”原则国家的学校推行马克思的教材，都显得不切实际。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传达出同一种危险。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一种思想和行为上的“人格分裂”：高举一面意识形态旗帜，同时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和破坏性特征”辩护。 很可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在输入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时候，一开始就只看到了《国富论》的斯密，而完全无视《道德情操论》的斯密。 为此，阿里吉不厌其烦地把斯密那套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再次强调了一遍。那就是，《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死后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这些著作，不但没有建立一个绝对放任自由的，能够自我调节的独立市场理论，反而预先假定这套理论的土壤应当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既“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政收入”，又“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或者说，让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这种生活资料”。 阿里吉说，斯密强调自由竞争的目的并不是竞争本身，而是以竞争的方式最终获得整个社会分配的“公平”。身处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大生产转变时期的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他在《国富论》中以颇为矛盾的口吻写道，商人们“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因此，为18世纪冉冉上升的商业社会和商业精神做辩护的斯密，也宣称“人道、正直、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帮助的品质”。换言之，斯密自己十分清楚，如果人们片面地强调自己学说中“自由竞争”的一面而忽视“公平竞争”的一面，那么最后的结果，往往是那些“以利润为生的人”(企业经营者)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惜违反游戏规则，垄断所有利益，从而“把荒谬的负担加到自己同胞的身上”。
本书脱胎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金牌栏目《财富人生大人物》。18条另类观点，一样的成功人物不一样的另类解说。深入浅出，亦庄亦谐，开创经济类广播节目娱乐化之先河，自开播以来屡屡刷新收听纪录，赢得数百万忠实听众。 嘉宾主持唐十三、谭大千和郝启东因对于商业大人物和成功规律独辟蹊径的把握和解读，赢得了网迷的一致追捧，赠送美名“品类三剑客”。本书读起来不会累，比较适合快读，地铁上，公交车上，马桶上，睡觉前，排队时，等你的女朋友(or男朋友)时，只翻那么几分钟，看那么一小段，就能读到精彩的故事，让自己谈资丰富的同时，也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 好了，现在，你可以带着阅读成功的心态，来阅读大人物们送给我们的这份秘密礼物了。
《自深深处》其实是王尔德为同性恋伙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即信中提到的波西）写的一封长信。王尔德是幸运的，三十岁之前即已成为名震文坛的快乐王子；王尔德是不幸的，社会既为他催开唯美之花，又让他深陷泥淖。他曾经在艺术世界里“尊贵为王”，一心要奔赴唯美之月，却忘了自己还有扯不断的生活之根。结果，他不但没有永远“过着蜜糖般的日子”，反而堕入享乐主义的深渊。他在1895年的监狱生活，或许是文艺女神为挽救他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希望他能够在狱中彻底反思，从此直面生活。而他显然也有这种想法，他的反思结果，则是他的最后一部散文作品《自深深处》。自此书问世以来，我国出版过它的多种中译本，但我更为偏爱朱纯深先生的译本，因为它简洁而又典雅。
“2009胡润百富榜”公布了今年的状元和榜眼，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以350亿元身家成为今年的内地首富。媒体报道说，王传福造的是比亚迪，坐的是“股神号”，因为自从去年“股神”巴菲特入股，比亚迪的股价就一路高歌猛进，至今涨了500%，第一大股东王传福因而登顶“首富”。 看起来王传福是托了巴菲特的“福”。值得追问的是：成千上万家上市公司，巴菲特为什么青睐比亚迪？按照巴菲特的投资理念，绝对不会做那种无把握的买卖。据说，巴菲特投资团队这样评价王传福：“这家伙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因此，与其说王传福“赚”了巴菲特，不如说巴菲特“赚”了王传福。 更进一步看，巴菲特“赚的”是中国经济。他投资王传福，也就是在投资中国。这几年巴菲特大手笔布局中国企业可资为证。而比亚迪的成长史以及王传福的“首富史”背后，中国经济的印记清晰可见。 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经济学家往往从“比较优势”原理进行解释。这在王传福的“发家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1995年，当王传福开始在手机电池领域创业，生产的核心模式是“半自动化加人工”，数万名工人代替几千万的设备投入，组成人力流水线。但就是这种“小米加步枪”的方式，把一个原本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为劳动密集型，电池生产成本比日本厂商低40%。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拥有成本优势的比亚迪异军突起，跃居世界最大手机电池生产商。对这种人力成本优势的追求，同样运用于后来进军的汽车产业。 按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说法，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即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比亚迪更甚一筹，通过拆解世界最先进的汽车样车，来获取技术，没有专利的照着做，有专利进行规避或创新，通过“站在巨人的肩上”而迅速实现技术升级。 但是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后发优势”，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终归没有出息。“两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就是沉重的学费和代价。王传福难能可贵的是，在进军汽车行业时，就树立“通过电池核心技术优势，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电动汽车第一品牌”的壮志。按胡润的说法：王传福顺应了科技、新能源创新和环保的趋势，引导了一个新的世界汽车行业格局。而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试图摆脱以前那种靠资源消耗和低附加值产品来发展的道路。巴菲特之所以看中王传福，乃至布局中国经济，原因正在于此。
